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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31  【精彩回顧】黃奇帆:關于地方政府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發展的九個抓手|金融大講堂


    2018年8月30日下午,第三屆東北并購年會開幕之際,產業金融博物館特別舉辦“金融大講堂”,邀請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帶來主題演講:“關于地方政府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發展的九個抓手”。



    黃奇帆

    重慶市原市長


    經授權,以下為演講全文實錄:

    關于地方政府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發展的九個抓手

                             ——在產業金融博物館的專題報告

    黃  奇  帆

    (2018年8月30日)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央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出重大部署。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對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的重大轉換。


    今天,我結合學習體會和工作實踐經驗,圍繞地方政府如何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大家做一交流。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針對企業激勵、技術創新驅動、人力資源、運行成本、制度環境等要素進行改革創新、形成完善的供給結構和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的重要手段。過去幾年的實踐中,社會上一些人總喜歡把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西方的供給學派理論攪在一起。二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答案當然不是。審視西方供應學派理論,主要基于三個原理:一是薩伊定律,認為“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二是拉弗曲線,認為“高稅收會抑制供給”;三是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來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總體看,這些理論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實踐上也為一些國家某個階段的經濟復蘇提供了支撐,同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有相同之處,又有本質的不同。主要有三大不同:首先,供給學派過分相信市場功能,對政府的作用不以為然,甚至反對政府的有效管理,這是一種走極端的表現。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注重發揮市場對資源要素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也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科學的辯證法。其次,供給學派的制度化供給是基于私有化的制度供給,認為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經濟共同發展,“兩個輪子一起轉”。第三,供給學派認為,只要在供給端有效調節就能解決所有市場問題,就不需要需求側了。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排斥需求側,一般來說,需求側的調控,往往是宏觀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論松緊,基本是一刀切,而供給側的調控往往是具體分類、精準推進。總之,需求側、供給側兩方面各有側重,可以相互補充,并不絕對化排斥。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因此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降成本推動企業供給,以創新創造市場供給推動新產品新技術供給,以制度改革釋放生產力供給。相比需求側主要靠中央的普惠性政策,供給側注重的是因地制宜、精準施策、點滴成材,主要靠地方政府主動操作,中央的政策在此過程中更多地起著宏觀指導作用。因此,地方政府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主動作為、責無旁貸。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作為地方政府,在九個方面應當高度重視、持續發力:

    一、著力從企業產品端改善供給結構

    習總書記明確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具體工作中,需著重抓好以下方面:


    (一)謀劃符合時代特征的主流產品并抓住支撐這些主流產品的戰略新興產業。從經濟發展規律中,我們不難看到,每過二三十年都有進入千家萬戶的主打產品,誰能成為這些產品的生產基地,這個城市就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領跑者。比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進入中國家庭的主打消費品是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老四件”,這方面,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就拔得頭籌;到了八九十年代,空調、冰箱、洗衣機、彩電等又成為新一個時代的主打產品,珠海、合肥、青島等城市就脫穎而出;新世紀以來,汽車、電腦、手機、平板電視等產品則逐漸走進平常百姓家庭。過去10幾年,凡是瞄準這些主打產品,全力以赴干的省市,就能抓住機遇,走到全國前列。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任何產業都會有市場飽和的時候,都會碰到“天花板”,即便原來的結構再好,也會出現青黃不接的狀態。這樣持續五年十年,它的增長率就會掉頭向下。這就有個主打產品升級換代、與時俱進的時候。那么,今后10—20年,進入千家萬戶的主打產品會是什么?從世界范圍看,包括VR、AR在內的穿戴式智能終端、物聯網智能終端將進入家庭生活,機器人、3D打印機、新能源智能化汽車等也可能成為主導產品,應該成為我們產業發展的方向。除了要謀劃并抓住這些時代的主導產品外,更要重視支撐這些主導產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考慮到這種情況,2014年8月,國務院制定的《中國制造2025》,包括集成電路、液晶面板等電子核心部件,物聯網,機器人及智能裝備,石墨烯及納米新材料,軌道、通用航空等高端交通裝備,新能源及智能汽車,綜合化工,生物醫藥,節能環保產業,等等。這些產業,市場空間極大,很多是中國市場短缺的。比如,在中國2萬多億美元進口中,集成電路進口了2000多億美元,液晶面板進口了1700億美元,天然氣和原油進口了2000多億美元。也就是說,這些產業是國家長遠的進口大項,也是世界市場需求增長較快的產業。對地方政府來說,結合實際,做大做強其中一兩個產業領域,在全國甚至全球形成獨特的優勢,就一定能在區域競爭發展中立于不敗之地。


    (二)圍繞產業鏈形成集群化發展格局。怎么做大做強所瞄準的產業領域并形成競爭優勢呢?按照集群發展理論,集群式發展,不僅可以使產業鏈的上中下游企業之間的資源要素實現有機整合,避免行業內的供需錯配,使供給更加精準有效,還能通過產業鏈條上生產技術和工藝的良性競爭,推動企業不斷創新,促進優勝劣汰,延長產業的壽命周期,實現產業能級的快速躍升。更具現實意義的是,能夠有效降低物流等成本,補齊創新等短板,形成核心競爭力。產業集群發展模式,能為地方政府調結構、轉方式起到核心支撐作用,是不容易垮掉的。具體方式上,要推動三種集群: 


    首先是產業鏈上游、中游、下游的集群。比如說汽車產業,一輛汽車有上萬個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游零部件產業的百分之七八十都實現本地化生產。又如,搞電子產業,筆記本電腦有2000多個零部件,就要本地化幾百上千家零部件企業,從集成電路到液晶面板,從印刷線路板到機殼,各種各樣關鍵零部件都能實現本地產。這樣上游、中游、下游產業鏈,形成集群。


    二是促使同類產品、同類企業扎堆形成集群。當一個大產品產業鏈集群形成之后,那么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產業既可為這家龍頭企業服務,也可為那家企業服務,這就有條件把同類產品、同類企業扎堆落戶,形成集群。打個比方,就像一個地方有希爾頓也有喜來登,有可口可樂也有百事可樂,這樣就使得這個產業“東方不亮西方亮”。否則,如果只有一個世界級企業,今年它訂單多了,就可能大發展,明年如果丟了幾個大單子,就可能出現20%、30%的負增長。這樣,會使得一個地區的經濟大起大落,進出口也大起大落。只要形成了這種同類企業集群,即使有個別龍頭企業遇到困難,但就產業整體而言,是穩定的,是持續向上的,整個產業集群就能健康發展。


    三是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形成集群。產品銷售過程中,會產生結算和物流等環節。比如,產品在全球銷售、在全國銷售,就會使得與結算、物流相關聯的各種服務型企業集聚扎堆,圍繞著制造業集群來布局產業鏈。


    (三)建立健全產業“微笑曲線”。一個產業領域中,有研發、生產、銷售、結算等多個環節,單個企業不可能“大而全”、“小而全”的干,過去幾十年由于交通工具便捷化推動世界變成平的,產生了水平分工的發展模式,也就是龍頭企業、品牌企業抓住品牌、研發和銷售結算體系,把各種零部件制造和整機組裝以水平分工分包給各類企業。這種分工對一個龍頭品牌企業來說,是合理的,能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形成良性的競爭力。但對地方政府而言,世界并不是平的,如果產業發展沒有形成全產業鏈,重點招引的組裝等制造環節可能處于“微笑曲線”低端,除了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沒有太高的附加值,同時加工基地很不穩定,隨時可以拎包走人,企業很容易轉移到其他地方。所以,一個地方要形成國際化主打產品的核心競爭力,就要在全產業鏈上下功夫,以垂直整合的方式,把研發、材料與零部件制造、物流、倉儲、結算、銷售等高端環節與整機組裝制造集于一地,占據“微笑曲線”全產業鏈,就能形成集群化競爭能力,這樣做對品牌企業還是水平分工的加工貿易模式,但對地區制造業則是垂直整合的產業集群。這樣,整個產業的“大廈”就能拔地而起,我們就能掌控整個“微笑曲線”,真正“微笑起來”。


    二、著力加大小微企業供給力度

    眾所周知,大企業強國,小企業富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效,很重要的標志是小微企業活不活躍、非公經濟繁不繁榮。近年來,各國政府無不在推動大企業發展的同時,高度重視小企業發展。就我國而言,小微企業貢獻了我國60%以上的GDP、80%左右的就業和50%以上的稅收。可見,小微企業對有效抵御外部經濟風險,激活內部經濟需求,增加居民收入,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至關重要,已成為培育經濟社會發展新動能的重要源泉。


    發展小微企業,其政策支持與大型企業有顯著差異。對大企業而言,由于有比較良好的資本信用和競爭實力,融資能力一般都比較好,融資成本也相對較低,在政策訴求方面,更多的追求準入前國民待遇、同等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市場門檻平等就行。對小微企業而言,更需要的是投融資體制機制保障,是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微型企業是100%的草根經濟。政府解決好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使社會產生更多的小微企業,帶動更多人就業,可以減少失業保險費的支出,長遠看還能增加稅收,推動整個社會步入良性循環。這實際是變“輸血”為“造血”,把買“棺材”的錢用來買“補藥”,從投入產出效果看也是非常劃得來的事。


    在具體扶持上,要采取針對性舉措,努力提高政策措施的有效性,關鍵要建立“1+3+3”的政策體系。

     “1”就是一個創業者、帶頭人,帶上10萬元資本金創業,帶動七八個人就業。這是一個底線,能夠多一點當然更好。


    第一個“3”,是三筆資金。一是各行各業各種創業者的群體中,對鼓勵類的小微企業比如返城農民工、下崗工人、復轉軍人等七八種群體,政府給予3—5萬元資本金補助;二是經營過程中給予資本金等額的稅費減免;三是給予至少和資本金1:1的貸款融通扶持。同時,各種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的普惠性優惠政策都疊加上去。這樣創業者就會有20多萬啟動資金,就能創辦一個像模像樣的企業。對于這三筆資金,扶持歸扶持,但絕不放縱,監管上做到不抽逃資本金、不搞空殼公司、不炒股票和房地產。


    第二個“3”,是三個平臺。一是創業培訓平臺,農民工、下崗職工、新畢業大學生、技術人員并不是天生就能創業的,為此開展三五天或兩三周的創業基礎知識培訓,然后再讓他們到市場上去摸爬滾打;二是創業孵化平臺,主要是利用舊廠房、舊倉庫等改造成創業基地,為創業者提供租金低、配套好的辦公經營場所;三是與龍頭企業的對接平臺,包括大企業外包各種訂單給微型企業,龍頭企業外包產業鏈上的各種環節給微型企業,政府采購微型企業的產品和服務等等,幫助微型企業打開經營局面,不斷發展壯大。


    總之,對微型企業的發展,除了上述“1+3+3”的扶持政策外,還應形成一整套的管理措施,比如小微企業所經營的行業涉及食品安全、易燃易爆等公共安全的,理應嚴格管理。這樣的政策體系,既符合市場原則,很寬容、很寬松,又很有效率,有助于微企成長,有助于微企占領市場、接單子,而不會成為微企成長的束縛,是市場主體長期有效的供給。


    三、堅決去產能、去僵尸、去杠桿

    過剩產能、僵尸企業和高杠桿企業沉淀了大量的廠房、土地、設備、勞動力和資金等生產要素,使得要素無法從過剩領域流向有市場需求的領域、從低效率領域流向高效率領域,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劣幣驅逐良幣”,“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導致整個經濟基本面低效運行。去無效供給是繞不過的坎,是必須做的外科手術和經受的陣痛,必須壯士斷腕,以當前的短期陣痛換取未來的長遠發展。


    (一)把握市場競爭法則去產能。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產能過剩或者短缺是一種常態,但必須有個度的把握。就一般情況而言,如果行業過剩10%—20%,市場優勝劣汰,這屬于良性競爭;一旦過剩超過20%,惡性競爭就會出現;過剩超過40%,幾乎所有企業都泥沙俱下,形成行業性虧損。實際上所謂去過剩產能,就是要把這個行業超過30%以上的部分堅決去掉,對超過20%-30%的就把那些技術差的滅了或收購兼并了。


    (二)按照“五個一批”去僵尸企業。推動“僵尸企業”市場出清,主要有五大途徑:第一類,破產關閉,對不符合國家環保、能耗、質量技術、安全生產等控制標準和扭虧無望的企業,依法啟動司法程序,實施破產關閉。第二類,兼并重組,對仍有發展前景的企業,鼓勵龍頭企業開展跨地區、跨所有制兼并重組,支持企業通過兼并重組壓縮過剩產能、延伸產業鏈、促進轉型轉產。第三類,債轉股,依托資產管理公司等平臺,打包承接一批銀行債權和企業債務,以市場化方式實現平穩出清。第四類,集團重整,在企業內部采取合并、股權收購、資產收購、資產置換、債務重組等多種方式,優化資源配置。第五類,組織調整,對一些由于管理不善而成為困難企業的,調整一下領導班子和組織體系就救活了。對不同類型,要堅決采取不同方式處理,否則時間久了就會積重難返。


    (三)“四管齊下”去杠桿。目前,全國各地企業杠桿率很高,是去杠桿的重點,但操作上既不能一刀切地想兩三年解決,這容易造成糟糕型的通縮去杠桿,也不能用一種辦法孤注一擲,應該多元化去杠桿。從宏觀上看,地方政府至少可以用四種辦法一起著力:一是核銷破產。這對企業來說是破產關閉,對銀行來說是壞賬核銷,宏觀上說是債務減免。二是收購重組。這可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在這個過程中,企業沒有破產,但是會有一些債務豁免。比如,2000年前后的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實施了1.3萬億元的債轉股、債務剝離,當時的債轉股重組中,對活下來的企業約減免了五千多億的債務。三是提高股權融資比重。如果我國全社會融資中股權融資比例提高到50%,那么一年就增加8萬億、10萬億的股權,這樣企業債務三五年相當于會減少三四十萬億,一年十萬億的話,三年里面就是三十萬億。四是控制好房地產公司的債務率。在我國企業類債務中,負債率最高的是房地產公司,平均達到了85%左右。比如,去年中國排名前十的房地產公司資產負債率平均達到80%,有的甚至達到90%。在這方面,內地開發商要向香港學習,幾十年來港系地產商負債比內地開放商要低很多,基本上在20%—30%之間,最低的只有10%多一點,最高的只有40%左右。為此,地方政府金融部門要將房地產公司的資產負債率控制作為去杠桿的重要方面,優秀的房地產公司,要將資產負債率降低并控制在40%左右,一般的開發商也要將負債率的底線控制在50%—60%左右。從政府管理角度看,凡是房地產開發企業負債率超過80%、90%甚至資不抵債的企業,土地部門應當停止土地供應,金融部門應當對其實行存量漸進穩妥微調、增量遏制約束的放貸措施。


    四、科學合理供給城市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和商業設施

    城市布局一般要以大都市連綿帶為基礎打造城市群。 城市群或大都市連綿帶,一般有四個基本特征:一是城鎮化水平較高,城鎮化率在70%以上;二是大中小城市規模協調,相鄰等級城市人口比例大多在1∶5以內,最高不超過1∶10;三是以交通為重點的基礎設施網絡完善,各城市之間交通便捷、信訊暢通;四是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分工明確,產業優勢互補。


    城市各類設施中,基礎設施的重要性首當其沖,基礎設施最重要的是完善的綜合交通網絡。一是承載區域樞紐功能的大交通,包括鐵路、機場、港口通道等,這是城鎮群提升輻射帶動能力的基礎要件。二是承載城市群各城市之間連通功能的交通,如城際鐵路、高速公路、快速干道等,是城鎮群的動脈血管。三是承載市民日常出行功能的城市內部交通,要通過城市道路、地鐵軌道及公交站場建設,確保城市平均車速達到30公里每小時,高峰時段不低于15公里每小時。四是承載各種交通方式銜接過渡的換乘樞紐。


    按照大都市連綿帶的框架,每個城市管理者要心中有“數”,應該掌握一些宏觀的、戰略性的城市規劃數據,在決策時體現出經濟學邏輯。比如建成區面積,國際慣例是,城市人均占用100平方米左右,包括住房、工廠、交通、商業、公共服務等用地。100萬人口的城市,建成區面積大體就是100平方公里,低了就會擁擠,高了就是浪費。住房建設方面,發達國家人均住房面積一般在30—40平方米。我國人多地少,人均30平方米比較合理。這樣算來,1000萬人口的城市建3億平方米住房就可以了,再多就可能出現泡沫。商業設施方面,每2萬元的商業零售額可配置1平方米的商鋪,每2萬元GDP可配置1平方米寫字樓。垃圾、污水設施方面,每人每天約產生1公斤垃圾,綜合用水0.3噸并產生0.25噸污水,相關基礎設施應按此配建。總之,總量控制是門學問,要求總量平衡、動態調整,只有明了這些參數,才能收放有度。


    五、有效管控土地和房產供給

    土地是供給要素中最為重要的資源。一方面,我國人多地少,在城鎮化進程中既要堅守18億畝耕地保護紅線,又要努力保障合理用地需求,城市用地矛盾尤為突出。另一方面,土地涉及到房產的買賣、租賃、抵押等交易活動,土地收入一般占到地方財政收入的1/3,是地方政府名副其實的“第二財政”和平衡城建資金的主要“錢口袋”。因此,必須精打細算,規范管理,優化配置,節約集約用好每一寸土地,管好用足每一筆土地增值收益。


    首先,加強土地供給管理,應把握五條原則:一是堅持深度規劃后出讓,開發地塊盡量做到控制性詳規、形態規劃、專業規劃全覆蓋,這能使土地出讓價格提高30%,最多可達一倍以上。二是堅持生地變熟地后出讓。由政府土地儲備機構負責動拆遷,土地整治好后再出讓,不僅能保障依法拆遷、公平補償,確保各方利益,還能大幅提高土地資產價值。三是堅持招拍掛出讓。這是國家三令五申的要求,體現了公開、公平、公正原則,既能預防腐敗,又可避免協議出讓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四是堅持依法收回閑置土地。對久劃不拆、久拆不完、久拆不建、久建不完的“四久”工程土地,必須依法收回,挽回不必要的經濟損失。五是堅持土地儲備制度。加強土地儲備是國務院的明確要求。建立土地資源配置“一個渠道進水、一個池子蓄水、一個龍頭放水”的良性機制,可以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的用地保障,也能防止公共資源增值收益流失。


    具體到土地儲備環節,也有五條原則:一是一步到位儲備,細水長流使用。土地儲備是有技巧的,必須在城市起飛階段一次性完成,然后細水長流。二是儲備權集中,儲備收益各級政府共享。相對集中儲備權,有利于土地整體開發利用,但土地儲備不應改變公共財政收入分配比例,收益應在各級政府間合理分配。四是做好兩個循環。第一個循環,即土地儲備手續辦完后,成為有價資產,通過銀行抵押融資,搞征地動遷和“七通一平”,生地變熟地;第二個循環,是“七通一平”后,及時完善規劃并分批招拍掛出讓,回籠資金用于清償貸款,抵扣一級開發的成本后,增值部分納入財政預算,用于滾動開發或其他片區建設。兩個循環正常滾動,不會誘發泡沫和債務危機。五是嚴格設置風險“隔離墻”,即做到“大對應、小對口”。大對應,就是做到土地收入與城建資金需求長期總體平衡;小對口,就是當期單個地塊開發與一捆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時間對應、資金平衡,“一個蘿卜一個坑”,確保微觀平衡、風險可控,以免形成糊涂賬。


    六、打造“五低成本”的投資環境

    習總書記指出,“要大刀闊斧降低成本,使優質企業增強競爭力”。一個好的投資環境,應該具有相對低的稅費成本、低融資成本、低物流成本、低土地房產以及水電氣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低制度性管理成本。“五低成本”投資環境,主要是解決產業的發展基礎問題,是事關地方政府長遠發展后勁問題。任何一個城市,只要這五個比較低,全世界、全中國、全社會的各種資本、企業、要素都會向你集聚。如何打造“五低環境”,形成獨特優勢,不能靠血拼、更不能蠻干,要靠智慧和邏輯。


    具體看,一是低稅費成本。比如,對高科技產業實行15%的企業所得稅率,是國家的一項重要政策。然而,由于牽涉到部分地方政府的認識和財力困難,許多地區沒有落實到位。有優惠政策不落實,就是在收過頭稅。思想解放不是一句口號,中央有關部門思想都解放了,給了我們充分的優惠政策,我們有政策還不落實,實在是不應該。降低了稅費,看似會減少稅收,實則是企業稅負降低之后,發展能力增強,反而把稅基做大,最終結果是稅收總量增加。二是低融資成本。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關鍵,實際上要把金融系統的融資結構,包括銀行信貸、直融融資和非銀行這三者之間的比例調整得科學合理,總體控制在銀行信貸占50%、直接融資占35%、非銀行占15%,是比較合理的。三是低物流成本。物流成本在我國占GDP比重太高,地方政府應主動作為把它降下來。從社會宏觀層面,建設綜合交通樞紐、實施路橋費改革、率先取消高等級公路收費、解決內陸通關問題等,都極大地降低了企業物流成本。從產業組織層面,通過實現進項物流、出項物流和保稅物流“一體化”,大幅降低了企業物流成本。具體看,還要優化貨運結構,加大鐵路這個我國主要的貨運系統運輸力度,要推動綜合交通物流樞紐與物流園區布局相互銜接,要多措并舉降低交通物流費用。四是低要素成本。包括勞動力、土地房產、水電氣勞動力等各類要素成本。人力成本是企業用工成本的“大頭”,企業發展最寶貴的人力資源、勞動力資源很充足,企業用工非常穩定,工人流失率就不高。低土地房產成本是一個地區重要的競爭力,高地價、高房價會逼走一些企業。五是低制度性管理成本。要堅持通過簡化審批手續、落實負面清單管理提高辦事效率、降低制度性管理成本,同時要著力建設好開發區、保稅區、自貿區等開放設施,這些制度性基礎性要件對城市的運行效率和區域地位具有重要影響,有了這些要件就會成為區域乃至國內國際的門戶和口岸,經濟發展才會積聚更多動能。


    七、加快創新創造新供給

    本質上講,創新就是通過創造新供給來催生新需求,一旦資本、資源、人力資本開始向新供給集中,老產業的生存空間就會受到擠壓,產能過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個經濟不但恢復平衡,而且能級還會有一個大躍升。現在各城市、各大學、各開發區都在推進各類孵化器,過程中要把準它的脈絡,如果關鍵環節把握不住,干到后面一堆亂糟糟,事倍而功半。做好創新驅動,關鍵是抓住六大環節:


    (一)分類指導,把握好“0—1”、“1—100”、“100—100萬”三大階段財政、金融的科研投入。做好創新驅動,關鍵是針對性推動創新的三個階段分類施策,分別予以財力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投入:第一階段是“0—1”,是原始基礎創新,是原始創新、基礎創新、無中生有的科技創新。這是高層次專業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實驗室、在大專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業集團的研發中心搞出來的,需要的是國家科研經費、企業科研經費以及種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第二階段是“1—100”,是技術轉化創新,是技術創新、是基礎原理轉化為生產技術專利的創新,包括小試、中試,也包括技術成果轉化為產品開發形成功能性樣機,確立生產工藝等,這是各種科創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干的活。這方面就要調動各類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識、肯下功夫鉆研又接地氣、了解市場的人,建立各類小微企業,在各種科創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做好技術轉化創新工作。目的是形成讓人看得見摸得著的產品生產過程。第三階段是“100—100萬”,是大規模生產力形成,是將轉化成果變成大規模生產能力。比如一個手機雛形,怎么變成幾百萬臺、幾千萬臺最后賣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規模的生產基地,這是各種開發區、大型企業投資的結果,也要通過產業鏈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這個階段的金融服務重點是各類股權投資機構跟蹤投資、企業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購投資以及銀行貸款發債融資等等。總之,創新有不同的階段性,投融資的需求和性質各不相同,“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要在“0—1”、“1—100”、“100—100萬”三個階段以不同的金融工具、金融品種分類指導、分類施策。


    (二)三個“1/3”的專利股權分配體系,是做好科研成果轉化的關鍵。有效的知識產權激勵政策和專利收益分配,能夠激發科技人員和機構的巨大創造活力。比如,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周圍,吸附了數千個專事成果轉化的創新型中小企業,形成了近萬億美元產值。很重要的原因是科研成果收益分配的“3個1/3”。美國《拜杜法案》規定,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業資本投入產生的成果,其知識產權獲得的收益“一分為三”:1/3歸學校或公司,1/3歸研發團隊,1/3歸負責轉化成果的中小創新企業。這個跟我國的不同在哪?以前計劃經濟的時候,一切專利歸國家和集體所有;2000年以來隨著科研體制的改革搞活,成果發明人可以獲得25%—50%的專利權;最近兩年,進一步放開,成果發明人享有股權可以50%甚至75%。政策的著力點主要是針對研發人員的知識產權加強激勵。但僅僅這樣,還是不夠的。要知道,能搞出“0—1”的不一定搞得出“1—100”,基礎創新的設計發明人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人、生產工藝轉化者、生產制造組織者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給了發明人50%、75%的股權,最后好像沒看到太多的百萬、千萬、億萬富翁出來的重要原因,因為他們盡管占有50%—75%的股權專利,但由于沒有太多的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專利效益最終體現不出來。根本原因是缺少《拜杜法案》這樣的規定,缺少對轉化專利的企業予以激勵,導致創新成果沒有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我們應該好好學習《拜杜法案》,把科研機構、研發人員、科技企業三方積極性都調動起來,加速科研成果轉化和產業化。


    (三)符合六個特征的孵化器是抓好轉化基地的關鍵。一些地方搞孵化器,往往拿出一棟樓不分青紅皂白,免幾年房租,用低租金成本吸引一批科創類企業或中小企業,“撿進籃子都是菜”的搞法,除了熱鬧,效果不會好。美國硅谷之所以孵化能力強,很關鍵的是,這些孵化器集合了6大功能:一是項目甄別。聚焦專業領域,把好準入環節,分門別類,不能散而雜。生物醫藥孵化器,不能弄一堆機器人或其他行業的孵化企業。二是培訓指導。創新創業者經過培訓,成功率一般可從10%提高到30%。三是共享服務。公共實驗室、專用設備或專業設施,由孵化器提供。四是股權投資。有種子基金、天使基金、風投基金、引導基金等多層次投入體系,覆蓋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五是收購轉化。通過上市、集團收購、合資合作、成果轉讓等措施將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六是資源集聚。孵化器應成為行業信息傳遞、知識交流、人才匯集的窗口。總之,歸納美國硅谷地區辦好孵化器的上述六項措施,可以啟發我們:搞孵化器、加速器不是搞房地產開發,一個省的創新平臺不在于各級地市州、區縣開發區大批量、排浪式地去搞幾十個上百個平臺,關鍵是要少而精的搞出若干個集聚上述六大功能的創新平臺足矣。一個符合要求的平臺可以孵化出上百家甚至上千家優秀高科技企業。


    (四)在“100—100萬”階段抓好獨角獸企業的培育工作。從經驗看,獨角獸企業往往有五個特點:一是獨角獸企業通常產生于“100—100萬”階段發展的高科技企業;二是成長之后市值巨大;三是成長過程不斷吃錢,多輪融資,融資規模大;四是技術含量和商業模式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發展趨勢、成長潛力巨大;五是產品有時代意義、全球意義和巨大市場。因此,發展獨角獸,應當重點在“100—100萬”這些大規模產業化成長階段的高科技企業中,選擇有成為獨角獸可能的予以支持。投資獨角獸,最忌的就是“馬后炮”,“事后諸葛亮”,對那些已經從獨角獸成長為“恐龍”、市值與股價成長潛力在一定時期內基本喪失的企業去追捧投資;最忌對一些缺少真正技術含量、沒有前瞻性商業模式卻非常善于投機取巧、包裝的看似獨角獸的企業去追捧投資;最忌那些打著獨角獸的旗子不斷圈錢,又不斷出現高管跳槽、大股東股權抵押套現搞龐氏騙局的企業去追捧投資。


    (五)政府要為金融服務科技創新建立良好環境。主要有五個方面工作:一是發揮股權投資市場在推動科技創新方面的積極作用,包括出臺參考拜杜法案的政策、VC和PE服務科技創新政策、上市公司獨角獸制度,等等。二是完善股權投資的政策環境,比如,對高科技股權投資,其企業所得稅可以按照15%予以征收。三是發揮政府引導基金的引領作用,與各類VC、PE結合,當好母基金。四是完善以資本市場為主的多層次股權投資市場,暢通股權投資的退出通道。五是推進提升VC、PE企業的品質,約束規范阻擋創新的不利因素。


    八、增加有效的人力資源供給

    改革開放40年中,中國國運最大的運氣是在經濟全球化中發揮了中國人口紅利的廉價勞動力優勢,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國。當前,全球進入了智能化社會,需要的不再是藍領勞動力,而是白領大學生,恰恰這當口中國從人口紅利時代轉入了人才紅利時代,每年大學生畢業700萬,這是巨大的人力資源紅利,是引領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重要武器。地方政府要充分把握這種人口紅利轉型趨勢,進行科學安排部署,為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人才支撐。一是政府部門要加快布局高端制造、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適合大學生就業的產業,用足用好用活大學生人口紅利。二是支持高等院校研究調整專業設置,使之更加適應現產業發展需求。三是加強大學生就業技能和創業能力的培訓,鼓勵自主創業。


    就農民工而言,這個群體今后十年規模增長空間有限,但關鍵是挖掘存量群體的潛力,大體有兩三億左右,這兩三億農民工在城鄉間“鐘擺式”流動,這樣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全世界都罕見,制約了人口紅利的釋放。一般而言,城里人工作到60歲才退休,而農民工年齡超過45歲,企業就不愿再雇傭,這樣農民工就損失了1/3的有效勞動年齡;再加上每年春節返鄉過年,一來一去就用掉兩三個月,又是1/6的勞動年齡,總計損失的勞動年齡就占去了1/2,導致我國“劉易斯拐點”提前出現。這樣的勞動損失,對生產力是很大的破壞。比如,為應對春節農民工返鄉,企業或者選擇提前備貨,或者無奈放棄市場,年后復工又得培訓新員工,這些都會增加企業運營成本。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解決“3個1億人”的問題:第一個“1億人”,是促進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第二個“1億人”,是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第三個“1億人”,是引導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解決好這三類人群問題,從供給看,有利于穩定勞動力供給和工資成本,培育現代產業工人隊伍;從需求看,有利于擴大消費需求、穩定房地產市場、擴大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投資。關鍵要堅持以人為本,充分尊重轉移人口意愿,充分保障轉移人口權益,完善各種功能配套,以產促城、以城納人、職住平衡,實現轉移人口安居樂業。


    九、創新招商引資方式方法

    無論是發達國家“再工業化”,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都需要招商引資。招商引資是經濟增長的外在動力,如果通過招商引資,每年把幾百億甚至上千億的國內外資本引來,五年下來會增加幾千億的投入,發展步伐就會大大加快。招商雖然不是新事物,但在不同歷史時期招商方式有所不同。過去靠土地、稅收、資源等優惠政策,說到底,這是原始的“自殘式”招商,造成各地區惡性競爭,互相挖“墻角”。現在招商,是政府和市場基于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形成互動的結果。要講究戰略方式,從優化資源配置入手,一招發出,就可以把各方面都活化運轉起來,真正實現雙贏、多贏。


    (一)以產業鏈招商。按上中下游產業鏈,利用已有的上游企業招引中游、下游企業,利用中游、下游企業招引上游企業,或利用中游企業招引上游、下游企業,形成上中下游產業鏈的優化配置。企業有利可圖,愿意集聚在一起,招商就能事半而功倍。比如,按照“垂直整合一體化”方式,將品牌商、代工企業、零部件配套廠一體推進的結果。總之,一個能上下游互相配套的、有較大市場規模的產業鏈體系,往往具有較強的產業集聚能力,能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降低運行成本,而這正是吸引世界級巨頭來重慶發展的撒手锏。


    (二)以資本注入式招商。招商引資往往關注的是引進資金、資本,但在資本的時代,更應該關注引進能駕馭先進技術、人才、產品和市場的一流企業,并以本地能集聚的資本吸引這類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項目往往投資額都很大,只靠企業自身的資本積累是難以持續投入的。比如液晶面板,中國缺口巨大,但投入一個項目少則三四百億元、多則五六百億元。盡管這類產品市場短缺、效益前景良好,但由于資本、技術門檻高,有能力干的企業并不多。所以,這樣的項目既要資本市場的資金供給,又要有高科技企業的技術供給,還有產品供不應求的市場供給。


    (三)以牌照資源補缺式招商。包括上市公司、金融牌照、現代服務業牌照等重要的政府許可性資源,吸引沒有這種資源的內外資企業過來,通過捆綁項目或其他資產方式“投桃報李”,互相優化資源配置。尤其對差一口氣就談成的項目,在沒有這類政府許可性資源的情況下,承諾幫助企業向國家爭取所需牌照也是一個辦法。比如,一個大型企業集團,全國有幾十個工廠,每年幾千億產值,這么一個龐大的系統,沒有財務公司的,我們支持他辦一個財務公司的牌照,財務公司要人民銀行、銀監會批。我們幫助做好具體的溝通,以期有關部門批準。這也是招商引資的合理措施。


    (四)以收購兼并式招商。對現有的國有、民有企業資產,轉讓部分或全部股權,引入戰略投資者,是國內外流行的發展方式。對在本地發展不好的企業,可以通過引進國內外企業直接收購兼并掉,一方面盤活了企業,另一方面還引進了新的資本。對在外地或國外發展困難的企業,如果對該企業的行業特征、核心技術、市場前景、財務狀況都有實質性的了解的情況下,方向看清楚了,也可以直接買斷對方的控股權、整體搬到本地來生產。


    (五)PPP合作招商。只要公平公正、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可以讓社會資本參與政府公共服務項目,這是合作共贏的招商。關鍵是要做到“五種平衡”:第一,凡市場化收費可以平衡投資的,比如高速公路項目,就完全放開,由市場主體來做;第二,凡當期收費較低、暫時平衡不了的,像供排水、停車場等項目,就可以通過逐步調價的措施,使項目最終形成投入與產出的大體平衡;第三,凡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不能收費的投資項目,要通過政府采購、分期付款的方式,把一次性投資變成長周期的公益服務采購,以時間換空間,形成長周期的投入產出平衡;第四,凡是特別大的投資項目,比如地鐵項目,沒有條件以采購方式推進運作的,政府就應配置土地等相應資源,使其平衡;第五,對土地開發整治等收益很高的公共服務項目,政府要限定投資者的收益幅度,不能損害公共利益,否則就是搞利益輸送。推進中,要注意嚴防“形股實債”的PPP,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諾回購社會投資的投資本金,不得以任何方式承擔社會資本的投資本金虧損,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社會資本承諾最低收益,不得將項目融資償還責任交由地方政府承擔,防范社會投資方在實際經營中亂收費、防止同類項目不同標準、防范灰色交易、防范項目遇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出了問題撒手不管。


    (六)產業引導基金招商。產業引導股權投資基金具有“四兩撥千斤”的功效,一般會產生1:3或1:4甚至更高的杠桿比。政府出資30億元,憑借良好信用,通過杠桿撬動,可吸收100多億社會資本參與,整個投資基金規模就會變成150億。這種放大效應,使財政資金可以更多投入到各種技改、科研成果產業化過程,還能推動企業重組和并購。同時,股權投資基金本身是一種市場化選擇機制,具有優勝劣汰功能,由基金管理人選擇項目投資,總體上會選到技術含量高、市場前景好的優質項目,從而助推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是一種優秀的招商方式。


    在招商引資中,要把是否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帶動就業作為重要條件,要確定“三不招”、“五不搞”原則:不符合產業政策的不招、過剩產能和產出強度不達標的不招、環保不過關的企業不招,避免了“撿到籃子都是菜”。與此同時,不搞血拼優惠政策的“自殘式”招商,不搞眾籌招商,不搞P2P招商,不搞炒地皮,不搞炒房招商,防止招商引資的惡性競爭和亂象。


    總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攻堅戰,也是持久戰。打贏這場硬仗,定會有效破解我國面臨的內生性、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引領我們邁向更高水平、更有質量、更富效率的發展新境界。希望地方政府堅定信念、堅持不懈、努力奮斗,力爭取得最后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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